薛涛：将书“搬”进孩子心里

　　编者按

　　作为我国首部针对全民阅读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于2026年2月1日起施行，标志着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的新阶段。法治保障将会为全民阅读塑造怎样的阅读图景？对于读者来说，《条例》承载着哪些时代深意？本报特别邀请作家、出版人、学者、阅读推广人对《条例》进行深度解读，以飨读者。

薛涛 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儿童文学作家

　　2月1日起施行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令人心潮澎湃。作为一位全身心为孩子写作、重视未成年人阅读的作家，禁不住为这个《条例》大声叫好。

　　回想起四年前，我带上行李搬进辽东山区的白旗镇，在这里开始驻村工作。我顺利租下两间瓦房，在院里铺石子，在园子种菜，去山坡劈柴，过上山民一样的日子。不过这不是我的本职，我的工作是找到能够发挥专业优势的路径，推动山村的文化振兴。

　　我花费不少时间跟镇里领导交流，也去学校了解情况。我慢慢有了一些思路，准备推动这里的全民阅读。我的想法得到镇里和学校的支持。可是需要我做的工作还很多，镇里学校的阅读基础有待提高，比如图书室里的图书大多陈旧，图书的内容和形式满足不了师生的阅读需求，另外也没有可供读书的环境。因此要推进这项工作我须从头做起——增加图书的储备。

　　不久，我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与臧永清、白冰两位出版人参加一个阅读活动，我说了在山村推动阅读的计划，他们答应支持我。我还给出版领域的其他朋友打电话、写信，得到他们的热烈回应。很快，大批图书相继从各地发出，陆续到达白旗。那些日子，镇里的人们会经常看见一个人推着独轮车去快递站，将一捆一捆的书装在车里。很明显，他不是“老司机”，独轮车在他手里七扭八歪地走着，最后踉踉跄跄拐进学校。

　　他，也就是我。因为搬运图书，我开始备受全镇的关注。

　　学校有了几千册书，陆续摆上图书角。课间，孩子们都来这里选书。他们拥挤在书架旁边，他们背靠背坐在墙角下。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捧了一本书，有的独自默读，有的与旁边同学交流。有了书，他们暂时忘记了打闹，都变得文雅起来，还学会了沉思和讨论。我悄悄走进学校，看他们读书的状况。看到那些书大受欢迎，没有被冷落，我的内心也非常暖和。

　　我骑车经过白旗大桥，见桥下有几个男孩在玩耍。我停下车去“暗访”他们。我若无其事地提问：“听说你们学校进来一批书？”“很多很多，根本读不完！”“喜欢读吗？”“校长说是一个驻村的人送的，一个好人。”“那个叔叔用独轮车送的，独轮车也不错……”我说这点事不算什么，然后在他们的目瞪口呆中飞身上车。我骑上自行车的瞬间，感觉自己要起飞了。

　　我知道，只搬书还远远不够，还要给他们讲讲书的故事。我给他们做讲座，讲了我小时候训练一只瘸鹅的故事。一只瘸鹅经过艰苦训练飞到天上，一个人通过阅读也可以飞向辽阔的天空。孩子们听到这个故事非常开心，也更爱读书了。谁不想去周游世界呢？论起周游世界，读书肯定是最便宜的方式。

　　爱读书的孩子还应该受到奖励。于是，我每学期都去给他们颁发奖品，是一盏台灯。有了灯，才能很好地阅读。有了阅读，人生路上也就有了灯。发奖品时，我把灯的寓意讲给他们。他们说，会好好使用这盏灯，更会永远珍惜架子上面的书。有了书，也就有了灯。

　　学校的阅读搞起来了，我还把这项工作做到了老人院和村卫生所，为那里的老人和村民提供书刊。村医说：“村民来输液时不必盯着手机，随手拿起一本杂志看看多好。”

　　转眼四年过去，我的乡村振兴阅读项目有了起色，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全民阅读事业要发展，要全社会都来重视阅读、推动阅读、参与阅读才行。《条例》明确要“增加农村阅读内容供给，优化农村阅读环境条件，提高农村阅读服务效能，加强农村妇女儿童阅读服务保障，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丰富农村地区精神生活”。《条例》的实施就像一个助推器，必将在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事业中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