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文学更好抵达大众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自2026年2月1日起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全民阅读事业进入了法治保障的新阶段。这一国家层面的文化立法，在文学界、出版界激起了广泛的回响与思考。记者观察发现，业内讨论正从宏观倡导迅速走向具体而微的实践探索。

　　本期专访《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李云雷，就文学机构如何助力全民阅读、新大众文艺与全民阅读的内在契合、传统文学期刊转型，以及新就业群体写作生态等问题展开交流，探讨法治护航下，文学如何更好地走进大众、服务时代。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李云雷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实施后，你的直观感受是什么，《中国作家》杂志有哪些相应的应对举措？

　　李云雷：看到《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实施，我作为文学工作者感到十分振奋。当下新媒体时代，人们的时间被碎片化分割，完整阅读一本书并非易事，这部条例的出台，有助于破解碎片化时间带来的阅读难题，为大众的完整阅读提供各类条件保障。为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精神，《中国作家》杂志在2月9日召开探讨全民阅读意义的小型座谈会，同时启动全民阅读征文大赛，大赛主题为“书写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希望通过大众回顾书籍对自身成长的影响，让大家看到书籍本身的价值和意义。

　　你常在讲座中提及80年代的文学及其影响。能否分享一下，在你的青少年时期，有哪些作品对你产生了重要影响？

　　李云雷：我青少年时期的文学环境和现在完全不同。我在乡村长大，当时想要找到一本书十分困难。小学时期，对我影响最深的几本书分别是老舍《四世同堂》的第一部分、《红楼梦》的前30回，还有金庸的《射雕英雄传》第四部。《射雕英雄传》只找到第四部，是因为书籍在传阅的过程中，前三部不慎遗失。书籍匮乏，反而让我对仅有的几本书反复阅读，印象格外深刻。这些文字与我童年的乡村记忆紧密交织，每当重读，都会唤起那个时代的特殊感受。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特别提到工会、妇联、文联、作协等团体应结合自身特点开展促进活动。你长期在中国作协系统工作，根据你的经验，这类文学机构应如何参与全民阅读？

　　李云雷：这对作协以及文联系统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过去我们的核心功能是团结、联系作家和艺术家。未来的工作重心会更多倾向于与读者建立联系。

　　当下处于新技术、新媒介不断迭代升级的时代，如何用合适的方式让文学找到对应的读者，成为重要的工作方向。中国作协目前已经开展了“著名作家抵达文学‘县’场”系列活动、“中国作家驻村计划”等工作，和基层读者，尤其是新大众文艺兴起后，各地新大众文艺的作者、读者建立了联系。这些工作在《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出台前已有开展，但只是部分工作。《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实施后，这类工作会成为作协的重点工作内容，会进一步加大推进力度。

　　“新大众文艺”和《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精神有相通之处，二者都希望覆盖更广泛的阅读群体，也都强调用新技术、新传播方式触达更多读者。你认为两者在精神内核上有哪些具体的契合点？

　　李云雷：当下的文艺发展和《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核心，都是共享的模式。新大众文艺强调创作主体的多元，而《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更多强调的是读者的多元，以及拓宽抵达读者的渠道。二者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都是让时代的精神成果实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效果。这一特点的形成和时代发展密切相关。当下教育的普及让普通人有了更多的创作和阅读机会，创作主体和阅读主体都实现了多元化。这里的阅读不仅包括文学阅读，各类阅读形式都是开卷有益的，都能提升人们的知识修养。

　　以皮村写作者为代表的新大众文艺作者近年备受关注。《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推出，对他们以及相关讨论有何具体利好？

　　李云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出台对新大众文艺的发展是利好的。大众创作的作品更容易被普通读者接受。新大众文艺的创作有一个显著特点：很多作者都是依据自身的生活经验进行创作，比如王计兵、范雨素、东莞的温雄珍。他们将自己的生活经验、情感融入诗歌、小说、散文的创作中，作品既有人间烟火气，又有情感温度，更容易打动普通读者。在《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推动下，这类作家的作品会更容易被普通百姓接受。

　　另外，当下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不同行业的人之间，很难理解彼此的生活经验和内心感受。新大众文艺，以及我们杂志近期推出的“新时代之光”栏目，都在倡导作者书写不同行业的内部经验。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不同行业的经验实现大众间的交流，消除行业间的误解。比如大众对医疗行业、文学编辑行业的认知都存在空白。

　　优秀的文学作品本就有展现不同行业人群生活的功能，比如《红楼梦》、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都能让读者看到不同行业的人的生活状态。当下的文学也应承担起这一功能。新大众文艺在这方面能发挥重要作用，让读者了解外卖员、家政工、卡车司机等不同职业人群的生活和想法。这有助于社会共识的建立，让不同行业的人形成共同的经验认知，推动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当下不少文学期刊都在尝试直播、短视频等新传播形式。你认为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中国作家》在这方面有何计划？

　　李云雷：《人民文学》杂志近期刚开展了一次直播，这类形式的探索效果很好。传统文学期刊需要将新技术、新媒介运用到发展中，这是传统文学期刊当下面临的重要挑战，即如何适应新时代新技术、新媒介的传播和生产方式。《人民文学》杂志近三年持续进行这类探索，是拓展期刊发展边界的有效尝试。

　　中国作协目前推出了“迁徙计划”，将优秀的文学作品通过其他艺术形式呈现。《中国作家》杂志也在做相关尝试，包括开展直播、让编辑参与访谈等。但整体来说，《中国作家》杂志在这方面的起步较晚，后续需要向媒体、人民文学杂志社、诗刊社等同行学习先进经验，加快推进期刊的数字化转型。这也是传统文学期刊的必由之路。

　　当下的传播环境和媒介与十几年前、二三十年前完全不同。文学期刊既要适应新环境，也要在新环境中找到自身的内容优势，将优质内容转化为适配新时代的传播形式。

　　《中国作家》杂志刊发的优质内容覆盖面很广，受到行业的高度重视。你身为主编，同时也是小说家、作家、评论家，参与过很多线上线下的文学活动和阅读推广活动。结合你的经验，哪些形式令人印象深刻且值得推广？

　　李云雷：此前参与的更多是专业领域的文学活动，比如文学作品的研讨会、改稿会、理论讨论会等，真正和阅读推广相关的活动，主要是新书分享会，以及到各地采风时，和当地读者开展的讨论会，但这类阅读推广活动的数量并不多，未来作协及杂志会更多地向这个方向发展。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是国家战略，核心是提升全民的综合素质，文学领域的工作也需要围绕这一国家战略展开，结合自身实际做出工作安排，推动条例的更好实施，这也是作协以及《中国作家》杂志未来的工作重点。

　　全民阅读从社会倡议上升为国家法规，这是否意味着它带有了强制性？这一性质变化体现在哪里？

　　李云雷：倡议和法规有着本质的区别。倡议只是提倡，而法规提出了硬性要求。比如针对地方政府，条例明确了需要完成的硬件、软件措施。这项硬性要求是十分必要的。当下人们的阅读时间越来越少，休闲娱乐的方式更多是观看短视频，而深度阅读尤为重要，能帮助读者形成独立的思考能力，让读者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形成自己的判断，这对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常年发布国民阅读调查报告，当下国民阅读量呈逐年上升趋势，这和全社会的全民阅读推广工作密切相关。但目前尚未有专门的文学阅读调查报告，大家常说80年代的文学阅读氛围浓厚，当下文学似乎有式微的趋势。在你看来，当下我国文学阅读的整体状况是怎样的？你一直倡导深度阅读，希望读者静下来阅读书籍、杂志，对于短篇幅的文学阅读形式，你认为是否可以和深度阅读并行发展？

　　李云雷：媒介的变化会带来阅读方式的改变，不同时代的阅读形式也有所不同。比如我自己当下也很少读纸质书，更多是通过电子阅读的方式读书，这是当下文学阅读的一个现状。目前没有专门的文学阅读调查报告，直观感受是，当下纯文学作品的读者数量不如以往，但如果将文学作品的转化形式纳入考量，比如网络文学、影视、网络游戏等，整体的文学读者规模和以往相差无几。网络游戏也可以被视作广义上的文学作品，但其核心还是要引导读者进行深度阅读。

　　当下碎片化的浅表式阅读较为普遍，这类阅读形式能满足人们的休闲娱乐需求，比如人们下班后通过观看短视频放松心情，但这类形式无法触动人的心灵和内心世界。而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实现这一效果，近日《中国作家》杂志启动全民阅读征文大赛，大赛主题为“书写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希望通过这一主题，让读者思考书籍对自身的影响，体会深度阅读的价值。深度阅读能让读者与书籍建立深度联结，将阅读与自身的生命体验结合，这种文学与读者的连接才是真正有效的。

　　当下AI已经参与到写作中，文学的传播形式也愈发多样。作为杂志主编、作家、评论家，你认为文学期刊和全民阅读应坚守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李云雷：文学和阅读的核心价值，一是建立审美的经验，二是搭建与其他人群的交流方式。鲁迅说过，“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但文学和艺术，正是让人类悲欢相通的重要载体。比如共同读过一本书、看过一部电影的人，对人和世界的理解，会与未接触过这些作品的人存在差异。很多作家的创作都受到经典名著的影响。比如阅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后，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会发生改变，看待世界、他人的眼光也会有所不同。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塑造人的心灵、培养人的美感。这种能力并非与生俱来，需要读者通过持续的阅读积累，找到能对自己产生精神影响的作品。这也是文学和阅读需要坚守的核心。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覆盖范围十分广泛，关注到了乡村阅读、边疆地区阅读，以及老年群体、未成年群体、残疾群体等。《中国作家》杂志是否有相关计划，触达乡村及特殊群体读者？

　　李云雷：我对乡村情况比较了解，杂志也十分注重刊发乡村题材的作品，即由乡村作家创作的、描写乡村的作品。当下的乡村和以往已有很大不同，我小时候在乡村找一本书十分困难，现在乡村的物质和精神条件有了明显改善。如何将乡村的变化融入文学作品，通过作品展现中国的整体发展，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方向。

　　文学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记录时代的发展变化。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的物质和精神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作品需要将这些变化展现出来，尤其是乡村的发展变化。中国作协提出了“新时代山乡巨变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正是为了引导作家书写时代变化，《中国作家》杂志也推出了相关的作品。但如何让这些作品更贴近读者的切身感受，如何让作品触达更多读者，让读者愿意阅读、喜欢阅读，是《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出台后，我们需要做的下半篇文章。

　　此前杂志的工作重心主要是文学的生产和组织，引导作家创作、刊发优秀作品，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则是让作品走近读者，在读者的生活中发挥作用。赵树理曾说，文学作品要让“老百姓看得懂，政治上起作用”，这也是《中国作家》杂志未来需要着力去做的事情。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实施，能否进一步激发大众创作热情，催生更多新人作家，进而推动文学发展？

　　李云雷：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中国作家》杂志在2025年开设了“新大众文艺”栏目，持续发掘各地新大众文艺作家的作品。栏目开设后，有很多新的读者和作者联系我们，表达了写作的意愿，也投递了不少作品，其中部分作品的质量十分优异。但需要注意的是，“新大众文艺”的概念不能泛化，并非所有作品都是新大众文艺，应该主要是指素人作者的作品，以及由新技术催生的新的艺术形式。与之相对应的概念应该是“专业创作”。我们一方面要提倡新大众文艺，激发大众的创作活力；另一方面也要关注专业创作，引导专业作家在新时代做出创作改变。比如在创作观念上，倡导“大文学观”的转变；在创作实践中，引导专业作家更贴近大众，用大众喜欢的方式书写新时代经验。

　　“十五五”规划中提到，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这既包括新大众的创新创造活力，也包括专业文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的创新创造活力。二者相互激发、共同发展，才能推动文艺行业的繁荣。

　　这是否意味着传统的“精英写作”需要改变，让专业作家的作品更触达普通人、打动普通人？其价值占比，会在当下的文学生态中缩小吗？

　　李云雷：并非占比缩小，而是精英写作需要在新的文学坐标系中做出调整。此前精英写作是唯一的文学标准，而在当下的文学场域中，精英写作的标准不再是唯一的，但这一标准依然十分重要，因为文学创作需要讲究文学品质。这就像乒乓球运动，业余运动员和专业运动员有着不同的竞技场域，专业运动员有专业的比赛，大众有自己的娱乐方式，二者需要找到合适的位置。专业创作和大众创作也是如此，需要为二者提供不同的场域和更丰富、开阔的舞台。

　　如何理解新大众文艺的作者与新就业群体之间的关系？新就业群体是不是给新大众文艺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李云雷：新就业群体确实为新大众文艺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间，也是新大众文艺的重要创作力量。当下新大众文艺的代表性作品，比如王计兵、范雨素、李文丽、王柳云的作品，其作者均来自外卖员、家政工等新就业群体。他们有着全新的生活经验，并且将这些经验用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让更多人看到了这一群体的生活状态，这是新大众文艺的重要价值。

　　但新大众文艺并非与新就业群体直接挂钩。传统行业的从业者，比如产业工人，其创作的作品也可以被归为新大众文艺。比如陈年喜，他曾是矿工，其作品也属于新大众文艺的范畴。二者之间存在关联，但并非直接的对应关系。相比之下，让大众看到自身的创作能力，激发大众的创作意愿，才是更重要的。

　　你长期关注皮村创作群体。他们从默默无闻到受到关注，发生了哪些变化？

　　李云雷：我关注皮村已二十余年。最早是关注皮村的打工青年艺术团。2014年皮村文学小组成立，张慧瑜老师指导大家开展创作，之后涌现出了范雨素等知名作者，皮村也因此受到广泛关注。整体来看，皮村创作者群体的文学创作质量在不断提升。比如范雨素、李文丽、小海，这些作者的写作能力已经达到了专业作家的水平。以范雨素为例，她的阅读范围十分广泛，对历史和文学作品的阅读积累深厚，小海也同样阅读了大量书籍。这些创作者大多没有上过大学，出来打工后在皮村落脚，加入文学小组后才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他们的成长和进步十分明显。

　　同时，这一群体也有不变的特质。皮村的创作者都十分朴实、朴素，与人交往坦诚，身上保留着传统中国人的优秀品质。这些品质与他们的作品相融合，让作品展现出大众的创作活力，也融入了创作者对世界的看法、感受和经验，为社会观察提供了独特的镜像。这一价值十分重要。我们也与东莞的基层创作者有较多接触，先后两次到东莞交流，也邀请东莞的创作者到《中国作家》杂志参加座谈会。东莞的基层劳动者创作者与皮村的创作者有着相似的特质：他们在劳动之余坚持创作，对文学有着深厚的投入感。

　　当下存在一种现象：部分劳动者创作者写作基础较短，却因流量被广泛关注，获得了大量曝光；而部分遵循传统路径的作者，坚持写作十几年，通过大刊发表作品、参与评奖才逐步获得认可，却很难获得流量。在你看来，流量是否会压制真正的创作，对文学生产产生负面影响？

　　李云雷：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并非当下独有，在历史上也多次出现。比如胡适的史学和哲学水平，从当下的眼光来看，未必比桐城派的学者更高，但胡适在其时代起到了“开风气”的作用，因此被铭记。80年代以来的各类文艺思潮中，部分作家因赶上思潮而一举成名，而有些作家因未赶上思潮而被埋没。这一现象一直存在，只是当下媒介和思潮变化更剧烈，这一情况也更为突出。

　　传统文学期刊是专业作家的成名路径，而网络文学等新形式，也为作家提供了新的发展渠道，不用依靠传统文学期刊赋能。但无论传播形式、文艺思潮、技术如何变化，文学创作的核心是不变的：即作家对文学的追求，以及能否将自身最真切、最深刻的生命体验通过作品表达出来。如果作家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完成了自身的创作价值。即便不被当下的文艺思潮和潮流认可，也实现了自我的表达。而这样的创作，往往能够穿越文艺思潮的变化，最终被文学史铭记，也会留在后世读者的心中。这一点，对成名作家和新大众文艺的创作者来说，都是最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