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书院的读书生活

　　中国的书院在20世纪初即被西方传入的学校系统取代，令人称奇的是，这种在历史上曾整合藏书、读书、著书、教育、出版、研究、祭祀、文化传播等于一身，兼及尊圣贤、纯风俗、昌明学术的民间学习组织，曾被比附佛教、道教的寺观，称作“儒家道场”，不仅没有完全消亡，还在21世纪中华文明复兴的浪潮中再次显现，并在文教科技发展和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中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的书院，本质上是学习型组织，但不是完全对应西方学校的存在。首先，称之为“书院”，而非学院、教院，与中国的“书”概念紧密关联，且在多方面带有中国的哲学和逻辑底色，也具有中国的教育经验和智慧。

　　中国至少在夏商之际就有学校类的组织机构，并陆续有庠、校、序、学、塾等名称。“书院”之名出现于唐五代，并在藏书、编书、写书、印书（最初是抄书）的最初功能上逐渐加上了教育、学习、人才培养和移风易俗等更多功能。而最初书院引起关注，除了有诸多顶级学者在其中参与和引领外，更有当时朝廷和帝王的肯定与支持。后人津津乐道的宋代四大书院和诸多著名书院在性质上是非官方的民间机构，但都获得官方的认可与表彰，其影响和实效也优于当时的各级官学。渐渐地，书院成为覆盖面最广和多元化的理想教育形式，在存续千年中，不仅深入到偏远村庄，还能遍及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份，甚至周边国家。

　　自古中国人常把“上学”与“读书”等同视之，但读什么书，如何读书，如何感受和检验读书效果？人们的认识、路径和方法会有很大差异。作为传统教育的主体和主流，孔子和儒家的理论与实践都具有“轴心”意义，且也是书院思想的渊源。如《论语》强调的“学而时习之”“学而不厌”“见贤思齐”，《孟子》强调的学思并重、专心致志、自求自得、“尽信书不如无书”等，还有老庄和汉代传入的佛学，以及曾受孔子影响的墨子、荀子等，也有很多很重要的学习思想与读书智慧被中国的教育传统所接纳，使读书之事不再单纯，成为人的成长和社会进步的必备支撑。

　　作为理学和书院教育的集大成者，朱熹曾痛心于秦汉以来中国教育的每况愈下，批评读书局限于识字和功名，满足于记背之学，沉迷于浮华之风。为此，他尝试通过书院这一相对可控、可实验的教育新模式矫正时弊和学风，基本形成了此后近千年中国教育发展的主要形态。他不仅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明确强调要认真践行先秦以来已经明确的读书和教育原则，还通过参与数十所书院的建设、讲学和指导，大大规范了书院的日常运行，提升了读书的质量。

白鹿洞书院

　　书院史研究的大量成果证明，自两宋开始，到书院读书学习基本没有门槛、可以自由出入，条件好的还可以减免食宿费用。读书要先自有心得，才能参与质疑和争论，由于当时书院的藏书不可能标准化，比较驳杂、良莠不齐，故而先生要作读书指导，为学生的自主阅读提供帮助，包括阅读和编写“书目”类书籍，知“入学门径”和各类书的特点。近代以来学界受益最大的《书目答问》，即是张之洞、王闿运为尊经书院编写的。除了主要阅读儒家选定的经典外，学生还可以阅读“杂书”，旁涉诸子百家和各种行业的文献，既开阔眼界，了解不同角度的看法，又能接触社会实际，跳出死读书的窠臼。教授指导阅读，既要下文字学功夫，学会训诂考证的方法，也可以变换角度，介绍不同学派的各类观点，书院的“会讲”即是这类教学的典型。就某一话题，会有两位老师共讲，并持不同的观点。学生听得不只是标准答案，还有不同人物、流派、思想的碰撞和过程示范，在活跃思想、独立思考、开拓思路、启发潜能等方面均有很好的经验积累。

岳麓书院

　　读书但不迷信书，是中国学界较早的觉悟，为了求真解惑，质疑、问难和论辩是古人阅读一直坚守的环节，鼓励“标新立异”、挑战权威，强调“弟子不必不如师”和“道之所存，师之所存”（韩愈《师说》）等，都有解放思想和求真务实的意义。不仅在日常学习时要具备这样的意识，书院还热情邀请持不同观点的学人一起论辩，著名的“鹅湖之辩”即是代表，并成为后世治学的标杆。所谓“笃行”，既包括理论联系实际，也包括在生活中加深体验。从宋代开始出现的事功、实学、习学等学派的书院强调要学会各类生活生产技能，还强调要学会读“无字书”，学会如何观察、分析、感受事物，包括重新关注传统“格物致知”等好传统，参与当时地方的农业、水利、工程、军事等建设，通过音乐、诗歌、戏剧、文学等影响情感和精神的健康发展。可见，书院的读书生活绝不局限于几本书的阅读和应对科举考试，而是通过多方面的历练和读者个体的丰富体验，使之能成为自主、健康、担责和具有创造力的“成人”和“君子”。

　　元代以后，程端礼曾辑成《朱子读书法》一书，将读书之要概括为循序渐进、熟读静思、虚心涵泳、切记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等六个部分。后来在他的官学和书院的管理及教学实践中，又编写了更为细化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与之相应的，还有不同学派的实践和主张，如陆九渊曾在《白鹿洞书堂讲义》中强调读书学习要辨明义利，专志日勉。王阳明在姚江书院时曾撰《教约》，他强调：“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而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将读书的方法、道理、效果等讲得透彻明白。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书院学会副会长）